对人类历史的另类精彩解读之世界经典演讲《秘密的历史》
《秘密的历史》
（乔治·萨顿）
人类的历史具有两重性：政治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广大群众的历史，而精神的历史大体上是少数个人的历史。
前一种历史的发展显而易见，因此几乎吸引了历史学家的全部注意力。地球上的各族人民，各个国家的不同阶层，他们的创造能力、技巧、精力和雄心不是完全相同的。就常常被称为帝国主义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野心是他们的实力和生命力作用的结果。在他们意识到自己的优势而又不受道德和宗教动机约束的时候，必须变得富于侵略性。一方面是强大的、为数众多的、饥饿的人民，一方面是弱小的、为数很少的人民，于是，在二者之间出现了潜在的差别，这种势差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导致突然的崩溃——战争或者革命。政治或经济的历史主要是依据物质力量来说明的。（至少在理论上，在大多数的情况下，由于原因太复杂而不能进行严格的分析，能够像记录地震或火山爆发那样记录大多数的历史性崩溃，我们就应该满足了，因为我们只能一般地了解事件的原因，理解不深。）当然，物质因素以外的其他因素（如道德和宗教的因素），也必须考虑，但物质的原因是基本的。领导者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产生深刻的影响，改变事件的进程，因为他们的作用常常是他们追随者的作用的结果。他们可以利用现有热情和已经产生的势差，他们只能在这个范围之内进行领导。他们能够以不同的方式利用这种潜在的差别，可以延缓这种势能的释放，或者激发它，改变它的性质，但不能创造它。
第二种历史的发展很不引人注意；事实上，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种历史几乎是秘密的。这是人类最特有的活动的历史发展，人类最美好的东西的历史发展。我这里指的是艺术、科学、正义感、道德和宗教思想的发展，也就是人类精神财富的创造和进化。这些财富是许多个人创造的；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是孤立的个人创造的。凯撒和拿破仑如没有千百万人的合作则不能实现他们的使命；斯宾诺莎、牛顿、巴斯德却是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完成了他们的事业。他们都在孤立状态中茁壮成长。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并不依赖周围环境而精心完成了自己的神圣使命（这正是人类使命的完满实现）。外部环境至少不是产生这种创造的真正原因，而似乎是纯粹偶然的因素。社会环境能够把苏格拉底毒死，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把拉瓦锡送上断头台；但却不能决定他们的诞生，不能规定他们的使命。
向年轻的学生说明人类历史的第二个但是更为基本的方面，说明人类进步的历程，是一件非常使人高兴的事。因为青年们对人类历史一般有所了解但又所知甚少，他们的知识被许多不相关的、不重要的事实弄得模糊不清。他们看到了皇帝登基加冕、人民全副武装，听到了军事冲突或群众性骚乱的枪声，听到了政治家和起义领袖的热烈演说。但是他们又怎能知道穷困的哲学家在家徒四壁的斗室中写作，艺术家在灵感的重负下受尽折磨，科学家默默无闻地顽强探索他自己提出的问题呢？要想看清这些事情，需要更多的智慧和想象力。他们可能对于历史背景有很好的了解。把这些不引人注意的但又是举足轻重的人物推到历史背景的前面，是科学史家至高无上的权利。
现在，谁还要去了解希腊、罗马或者文艺复兴时代的伟大企业家或财政家？他们的名字早被遗忘是因为他们赞助了学者、艺术家和科学家的不谋私利的活动。虽然人类非常尊重那些为人类物质生活需要服务而且卓有成效的人们，一旦他们死去，或者人们的观念不再受这些需要支配的时候，这类人就被抛至后台，而他们的臣仆——艺术家与科学家——则进入舞台的中心。人类的严肃裁决更加坚定了我的推断，这就是：从永恒的观点来说，丰富了人类精神生活的少数人是人类的真正代表。我们相信正是他们而不是别的人实现了人类的历史使命，难道不对吗？
这帮助我们最终去解决另一个难题：怎样能使长期处于不信任和冲突状态及战争中的人类和谐一致呢？一切都太明显了？十分简单，人类的统一是隐蔽的，但是根深蒂固；分裂现象虽然广泛存在，但却是浮在表面的。这种统一首先被所有国家中的少数人所感知并表达出来，他们不谋个人的、地方的、国家的、民族的或者任何一个宗派的私利，而是为着最广大的人类，他们就是人类赖以实现自己目标的少数人。他们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利益是与绝大多数人感觉和表现出来的分裂与对立不相容的。这些人嫉妒自己的同胞；轻视、不信任甚至憎恨别人是他们的一种生活动机和活动动力。这些奇怪的感情被他们可能具有的一点点历史知识加强了。历史的研究及教学大都是涉及人类进化的最显见和最热闹的部分，其实这部分最不重要。尽管许多现象是相反的、人类的根本目的不是为生存、为霸权而斗争，不是为尘世的利益尔虞我诈，而是在创造和传播精神财富的过程中宽宏大量、富有成果地你追我赶。
这种创造在很大程度上是秘密进行的；它不是群众完成的，也不是众目所瞩的达官显贵完成的，而常常是由穷困的不知名的人物完成的。他们没有政治势力的推崇，没有社会和宗教的赞誉，他们分散在整个文明世界各地的矮小陋室、条件恶劣的实验室或者其它偏僻的角落，默默无闻地完成自己的神圣使命。"风随着意思吹"，其所以是秘密的，是因为尽管发生了牵制人民全部注意力的灾难、战争和革命，他们的工作继续进行。战争、革命与地震、火山爆发、洪水、瘟疫这一类天灾没有根本区别，它们几乎都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是不可控制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些灾难是最最重要的事件，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他们的和平生活受到可怕的影响。伽利略和牛顿的发现没有提高食物及居住的费用，人们在感知它们时至少不觉得十分突然。反之，对于我们来说，这些迟早要改变人们观点的发现，即对世界及他本人都具有重大意义的发现，才是世界历史重要的基本事件。一切灾难，无论是由不可驾驭的自然力量还是由不能制止的人类愚蠢行为造成的，都不过是偶然事件。这些灾难是很可怕的，它们干扰了人们的基本活动，然而没有也不能支配人们的基本活动。
人类的基本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秘密的。看得见的历史不过是地方的景象，只有看不见的历史的永不止息、永远变动的背景才是真正普遍的和进步的。在我们看来，不同的民族、国家甚至个人，不是以他们得到的权势和财富来评判的，不是以他们生产的可消灭的物质利益多少来估计的，而只能以他们对整个人类的不朽贡献去衡量。
《秘密的历史》发布人介绍
治·萨顿，生于1884年，卒于1956年，美国当代著名科学史家，被誉为“科学史之父”。
乔治·萨顿出生于在比利时根特一个富裕的家庭，父亲是比利时国家铁路公司的负责人，母亲在萨顿出生几个月后去世。
萨顿早年对文学、艺术和哲学都抱有浓厚兴趣，中学毕业后进入根特大学学习哲学，但很快就产生了厌恶，经过一段时间的自学，重新回到根特大学学习化学、结晶学和数学，并荣获根特大学等四所高校授予的化学金质奖章。
1911年5月乔治·萨顿完成题为“牛顿力学原理”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父亲去世后，1909年卖掉父亲的一个著名的酒窖在根特附近买了房子，开始具体筹划和实施科学史的研究工作。
1912年乔治·萨顿创办了科学史杂志《爱西斯》，并一直担任《爱西斯》的主编40年之久，1913年《爱西斯》正式出版。
1914年8月德国入侵比利时，房子被德军征用，萨顿只好将他的图书抛弃，将笔记本埋在后花园中，与家人匆匆离开比利时。
1915年初乔治·萨顿暂时将家人留在英国，只身去美国寻求发展。
1916年5月份乔治·萨顿在亨德森推介下被哈佛大学将以2000美元的薪水聘任做一年的科学史讲师，期间在哈佛作了“在科学家和艺术家列奥纳多·芬奇时代的科学与文明”的洛厄尔演讲。
从1918年7月起乔治·萨顿被卡内基研究院最初任命为两年期的科学史副研究员，后来整个职业生涯都与卡内基研究院联系在一起。
1920年乔治·萨顿再次担任哈佛大学的科学史讲师，直到1940年9月，经历20余载终于被任命为哈佛大学的科学史教授。
1956年3月22日早上乔治·萨顿准备乘飞机去蒙特利尔做演讲，在乘出租车去波士顿机场的路上发病，被送回家里中后去世。
乔治·萨顿生前出版专著15部，发表论文300余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科学史著作有三卷本的巨著《科学史导论》《科学史导论》和《科学史》，演讲集《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收录有1930年在科耳沃与1935年在埃里奥·鲁特的五篇演讲稿，其中包括：《一个人文主义者的信念》、《科学史和文明史》、《科学史上的东方和西方》、《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科学史和当代问题》。